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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诗歌的独立品格是诗人的天职:唯以求真

写诗是一项灵魂深处寂寞的事业,深居简出是我的理想:人淡如菊 情浓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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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女诗人诗歌创作与女性意识研究综述  

2009-03-05 10:28:47|  分类: 诗歌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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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女诗人诗歌创作与女性意识研究综述

                                                                              梦笛 

 

【摘  要】80年代中期开始涌出的一大批女诗人以及她们的创作,组成了女性诗歌群体自我辩认,自我认识的女性世界。研究者主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为文化背景,围绕女性的心理和行为、女性创作、女性文学、女性命运、女性意识、女性主义写作等角度来探讨80年代女诗人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诗歌创作 ;女性意识 ;80年代女性诗歌;黑夜意象

 

一.前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女性文学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她和“五四”新文学同时诞生并共同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涌现出五、六代女作家和丰富的创作实绩。

“女性文学”更为准确的定义应是“女性书写”,这是社会开放和文学进步予以女性的文学尊重,也是现代社会文明通过文学表述,窥视两性差异以走向和谐的理性补充。而把女性问题囿于女性作家性别视野之内,这恐怕不是女权主义的旨意。

女性的自我觉醒首先在文学中得到张扬。女性的压抑首先是人性的压抑,即性和情欲的压抑。女性写作在80年代势头初涌,90年代势如决堤,21世纪则势成泛滥。在两性问题的文学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远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家。挑逗成为所谓文学的手段和目的,这些出位和离文学甚远的物事姑且不论,但接续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和张扬自我的文学传统,且有革命性颠覆的,正是由女性书写来完成[1]。

从中国新诗的发展看,在20年代至40年代,女性解放的主题虽然不像小说、杂文表现得那么强烈与自觉,陈哲衡的《鸟》、谢冰心的《繁星》、林徽因的《笑》和赵萝蕤的《中秋月有华》等诗,在偏于温和的叙说中,仍然潜藏着一条关注女性意识和感受的历史线索。但它对这一领域的发掘显得不够充分,还缺乏更深刻的省悟与认识。50年代以后,女诗人创作风格的普遍“男性化”或说“无性化”,中断了这条线索的继续延伸。70年代末,林子、舒婷的一批诗作如《给他》、《致橡树》等,对这一停滞局面是明显的突破。不过,这些作品却带有为“爱情”平反,或通过爱情和女性的艺术视角来呼吁人的平等的功利色彩,缺乏波伏娃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女性意识”及其心理表现。直到1985年,新诗史上女性诗歌的创作和群体才真正出现。她们大胆摒弃这一主题之外的社会政治意识,主张用纯粹女性的眼光、经验、情绪和视角来深入揭示自己内心世界;对一向被视为“正统”和“权威”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挑战,强调在诗歌创作中刻入鲜明的女性特征,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也就在这一年,诗人翟永明第一次在新诗发展中提出了确立当代中国女性诗歌本体意义的“黑夜意识”。她明确指出:“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对抗自身的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2]这一带有挑战性的宣言和随之蓬勃发展的女性诗歌创作潮流,引起了诗坛的积极反响。像其他几个诗人群一样,女性诗歌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美丽风景之一。

 

二.正文

 

(一).人类/男人/女人/女性文学/女性诗歌

 

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语言中,人类(humanbeing)、人(human )、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不包括女人, 她们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在英语里“男人”这个词可以作为人类总称,日文中“男人”的语意为“主人”。中文古代汉语中没有“她”这个字,女性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领域中,其存在由男性代替着,这种语言现象尤为深刻地证明男性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全面侵略,而女性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接受了这种侵略和渗透[3]。这种深层意识在男人那里也处于自觉的超稳定状态。历史这样安排了男人在一切方面的优势。可是,稍有古代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清楚:所谓男性范本其实是漫长男权社会的结晶,并非有充分的生物学根据。而男性范本的神话,在不同文化时期里,也是处于变动状态的。

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变动彻底抹去了人们对母权岁月的最后记忆,女性政治经济地位的沉落在神话的演化中表现得十分彻底。漫长的母权岁月消弥在史前的混沌之中,而自有文明史以来,男权优势一直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女性由神圣转为邪恶,作为这发展的反面,在神话中被改写,在现实中被反转[4]。希腊神话“潘多拉盒子”,夏娃成为万恶之源。这些以男权中心为依托的神话或教义,无非都是在强调现实中的男性秩序。男性为中心的神话,它在现代文明社会已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非意识思想意识,它时时在支配着男性甚至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成为知和行的无形准则[5]。女性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种非意识思想在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中的危险呢?它微妙的生活状态与形式表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深刻的理性批判呢?

 

如果说现代性是新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那么女性文学是不是现代性的新文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避得太久。而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起点。自从女性文学这个命名出现以来至今仍然自说自话的女性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必须从界定和梳理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入手。

以性别作为诗歌史的分类方式,主要是基于女性诗人在80、90年代创作中渐成声势、取得突出成绩的事实。不过,对于“女性诗歌”概念的使用,一直是存有争议的。以最早于80年代使用“女性诗歌”概念的唐晓渡为例,“女性诗人所先天居于的这种劣势构成了其命运的一部分,而真正的‘女性诗歌’正是在反抗和应对这种命运的过程中形成的。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摈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实现。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的界定就鲜明的体现出一种“权力色彩”。然而,在诗歌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特别是鉴于对一些诗人的事后挖掘与书写必须面对的“类别归属”,以及80、90年代女性诗集出版情况的考察,“女性诗歌”的使用总面临着界定和实践上的出入。即使进入女性诗歌相对繁荣的90年代,人们在使用“女性诗歌”时仍然常常有不同的理解。在部分论者那里,“女性诗歌”的概念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应当是写作上表现女性性别经验和诗歌性别特征的结果,因此,它只有在具体指向,比如专指出现于80年代中期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创作时,才能堪当此名。而在另一部分论者眼中,“女性诗歌”应当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即它就相当于女诗人创作的诗[6]。

相对于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而言,90年代此类写作无论在队伍和成绩上都取得了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女性诗歌”使用却不时呈现出审慎甚或苛刻的标准,这种现象的出现,或许正表明“女性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它不但需要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同时,也需要诗学研究本身不断对其进行学理的注入。在为1997年出版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总序”中,谢冕先生就曾以历史的方式提到“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而作为著名的女诗人,翟永明则在文章中较为尖锐的指出:“‘女性诗歌’这个提法也许会使女诗人尴尬,似乎她们的创作仅属旁支末流,始终未真正进入纯粹的诗歌领域”,“目前评论界对‘女性诗歌’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观点、妇女问题考察以及女性内心世界分析等方面作定向研究,很少把诗歌文本孤立出来,从纯粹的诗歌价值和艺术的基本要素上进行具体分析,因而‘女性诗歌’的批评辨别标准仍然混淆不清,进而影响到女诗人的创作……[7]”上述引证都说明“女性诗歌”只有置诸于历史和现实后,才能显现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而在此过程中,“女性诗歌”将从属于一个动态的视野。

女性诗歌从70年代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经由80年代中期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洗礼和创作经验的汲取,至20世纪最后10年,已经呈现出几代诗人共同构筑诗歌繁荣的景象。傅天琳、张烨、翟永明、唐亚平、海男、王小妮、林雪、李琦等诗人继续笔耕不辍;蓝蓝、娜夜、刘虹以及路也、周瓒、鲁西西、安琪、李轻松、尹丽川等更为年青一代诗人的崛起,也无疑是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在相对独立中实现自身多元展开的重要原因[8]。

 

(二).80年代女性诗人/女性诗歌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诗歌”是一个新的概念,发轫和见著于80年代中期,产生于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语境中[9]。

    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不久,就有不少女诗人因主体意识的渐渐觉醒,追求平等权利,追求个性解放。这些追求往往表现在作品中对生活压抑,对社会角色束缚的诉求和反思,但是,它们并未上升为自觉的女性意识,仍然或隐或现地在男性文化的轨道上游走。在那一时期,林徽因,郑敏,陈敬容等一大批优秀女诗人的名字在中国女性诗歌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革之后,由于一些女性作者急于弥补文革中几近丧失的女性身份,女性写作曾一度追求“女人味”“小女儿心态”,这样的写作,实际上只能是一种趋近传统男性文化心目中的身份指定。我在这里回顾历史并指出以往女性写作的不足,是因为我认为,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实际上并未有过完全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附属在并未脱离男性中心主义范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轨道上,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革命[10]。在这里,请允许我作一点解释:在中国,“妇女”和“女性”这两个称谓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妇女”一词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后引进的,在文革后再度恢复使用,正是对长期以来抹杀性别差异的一种反抗。文革之后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诗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艰难地建构女性话语的。

    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创作集中在以伊蕾,陆忆敏,唐亚平,张真等女诗人个体生存经验和女性意识的表达上。她们各具特点,才华显露的作品共同建立了一个成熟的女性诗歌视角,与过去女诗人的写作不一样的是:她们更多地关注女性自身对历史,命运,价值和女性特质的自我感受,并形成独立和自觉的女性话语。80年代中期最惊世骇俗的女性诗歌作品是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在这首长诗中,女诗人急于撕破社会对女人的角色束缚和虚伪的道德捆绑,她用一种热情奔涌不加遏制的语言,对独身女人性心理进行了充分和直截了当的表达,并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女性精神世界:

 

她就是镜子中的我

整个世界除以二

剩下的一个单数

一个自由运动的单子

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精神实体

 

    诗中一句“你还不来与我同居”在当时仍不太开放的社会引起大哗,该诗实际上充满理想主义,带有男女乌托帮幻想的性渴望,也被认为是“色情”之作而招来非议[11]。同时影响极大的还有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系列,以及陆忆敏,张真,小君,小安等女诗人敏感,尖锐,简约,冲破传统诗歌语言束缚的创作,构成一种暂新的表达方式。陆忆敏的诗歌品质卓然,语言兼有玲珑剔透的晶莹和隐含不露的古典情怀,她将青春期的焦虑不安和死亡冲动转化成这样一种致幻剂般的轻盈:

 

汽车开来不必躲闪

煤气未关不必起床

游向深海不必回头

 

    她后期写作了《室内的一九八八》,这是女诗人第一次全过程地描述女性妊娠期间的心理感受,细致入微地表现对于女人即将成为母亲的期待和向往:“要到秋天,一声蝉哭/ 才实现日后之路”。

    陆忆敏的诗作《温柔地死在本城》《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张真的《朋友家的猫》等诗歌不仅仅在女读者中传播,而且也曾给一些男性诗人形成影响和回应。女性诗歌第一次以自白方式和身体化表达来彰显女性的自然特质,并以一种全新的性别视角进入文化话语的阐释,并以此批判现实和建构女性自已的诗歌史[12]。

    80年代中期开始涌出的一大批女诗人以及她们的创作,组成了女性诗歌群体自我辩认,自我认识的女性世界,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批评家对女性诗歌的关注和发言,最早使用“女性诗歌”这一称喟来界定女性写作的是批评家唐晓渡,他的论著《从黑夜到白昼》也是最早论及女性诗歌的评论文章[13]。其后《诗刊》《诗探索》也曾专辑发表女性诗歌作品,及进行有关“女性诗歌”的相关讨论。可以说,80年代中期直至80年代末,女性诗歌一度出现过较为繁荣和表面辉煌的局面。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女性诗歌在中国就此成熟或“蔚为壮观”,女性诗歌仍面临着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中国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仍然用一种惯有的性别阅读方式来看待“女性诗歌”, 虽然表面看上去很繁荣,但实际上“女性诗歌”的头顶上仍是一片被遮蔽的天空。1988年翟永明在《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中,反对只强调“女性诗歌”的性别意识,漠视“女性诗歌”发展中的诗歌品质,尤其反对以男性角度,男性概念来解释和强化“女性意识”,好像女诗人除了表明自已身份外没干过别的事情[14]。1995年在《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中,翟永明也再次谈到“女性诗歌冲破自身束缚而陷入新的束缚”这样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在翟永明看来,“女性诗歌”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性别意识;第二是艺术品质,这二者加在一起才是女性诗歌的期待目标和理想写作标准[15]。

 

女性诗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走着一条曲折而坎坷的路。作为新诗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它在充分展现自身的同时,还自觉地承担起了另一重任:摆脱传统诗歌观念对女性诗歌创作方式及内在意义的消极界定。

  早在第二次新诗浪潮中(1979--1985)福建女诗人舒婷就以女性的独特感知方式、审美意识和女性特征,有意识地写出了一大批与堪与同时代男性诗歌相抗衡的作品,如《致橡树》中所塑造的“红棉”的形象,一反以往女诗人笔下“你是树,我是花”、“你是太阳,我是露珠”的依附型的诗歌,从而使诗歌理论界把“女性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存在体来评判[16]。

    事实上,在1985-1989年中国诗歌第三次浪潮的繁荣时期,也是女性诗歌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女诗人,并由她们的创作意图和具体的写作实践构成了新诗潮中女性诗歌创作实体的三种基本型态:

  文化型:主要表现为巫术与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碰撞

  生命型:主要表现为女性生命的自尊与行为语言的运用

  情感型:主要表现为诗歌语言的抒情张力及个体情感的内在关照

上述三种写作,构成了后新诗潮中女性诗歌的三支创作劲旅[17]。

以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流向看,从舒婷们的性别抗争到自觉地以艺术标准为绝对标准衡量自身的创作,女性诗人们一步步拒绝男性权威、拒绝“保护”,以自身的创作高度充分展现出新诗潮以来女性诗歌的创作实绩。纵观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的创作,从舒婷们以“树”的独立形象来展示女性的独立人格,到唐亚平、伊蕾等以大胆的性意识的表白来反叛传统女性美学规范,这种审美和人格的又重独立显然进行得更加彻底。如果说,在舒婷们的写作中,要的仅仅是“平等”和“独立”的话,80年代女诗人诗歌创作与女性意识则是要超越“性别”上的“边缘”与“中心”,以诗歌为缺口寻求某种以“人”本身为基础的中性的话语体系,使女性诗歌最终融汇进人类诗歌的总体建筑!

 

(三).女权主义/自觉写作 /黑夜意象

 

女性的觉醒始于认识到“人”这个抽象概念掩盖下人和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西方女权运动的思想动力也是从人的发现觉醒到女性的发现觉醒,说明女性的发现和觉醒是人文价值理想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也就是命名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

我国女性文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正是因为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出现在第一批现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中,尽管这种觉醒难免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娜拉的“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虽然是从一位欧洲白人妇女的嘴里说出来的,也表达了中国女性求解放的心声,因为在尚未取得人的独立自由这一根本点上,全世界妇女的处境和向往追求是相同的。

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固然因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但还有更深层次原因:其一是中国女性写作自身的悠久传统,其二是近现代的中国文化转型[18]。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创作,正是西方60、7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浪潮涌入中国的直接结果。西方女权理论对于八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影响确实有目共睹;不过,如果把这一阶段女性文学的繁荣仅看作是西风日渐后的异军突起,那就显得过于简单了。自然,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涌入促进了女性写作的自觉,但女性写作的传统却深藏在女作家自己的创作中。此外,这一阶段女性文学的繁荣有其更为深厚的文化背景,那就是近代以来(准确地说是始于1840年)的中国文化转型,它为八十年代女性文学做好了历史、文化上的积累,使得八十年代女性文学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蔚为大观,在二十世纪末众声喧哗的文坛上成为显学[19]。

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创作宣示了女性自觉写作的开始。首先是四川翟永明的大型组诗《女人》,随后是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翟永明的另外两个组诗《静安庄》、《人生在世》陆续问世,此外陆忆敏、张真等女诗人也在此前此后出了大量尽管风格各异但全都意在表现女性个体生存体验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形成了当代女性写作的第一个高峰[20]。这些创作比较一致的特点,是几乎都在努力确立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以期达到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翟永明在《女人》中所精心营造出的“黑夜”意象,后来逐渐为大多数女诗人接受,并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核心象征,把它表现为消除了男性话语遮蔽后浮现出来的女性的自我世界,是一个完全边缘化和个人化的生存空间。

1985年,新诗史上女性诗歌的创作和群体才真正出现。她们大胆摒弃这一主题之外的社会政治意识,主张用纯粹女性的眼光、经验、情绪和视角来深入揭示自己内心世界;对一向被视为“正统”和“权威”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挑战,强调在诗歌创作中刻入鲜明的女性特征,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也就在这一年,诗人翟永明第一次在新诗发展中提出了确立当代中国女性诗歌本体意义的“黑夜意识”[21]。这一带有挑战性的宣言和随之蓬勃发展的女性诗歌创作潮流,引起了诗坛的积极反响,女性诗歌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

 

(四).女性解放/女性文学/女性诗歌/女性意识

    “五四”前后出现了我国第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没有这样的现代知识女性便没有我国的女性文学。女性文学“与人性、个性同命运”,“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同命运”;女性与女性文学,和人性的完善、个性的解放、和民主、自由、平等、文明、进步、和平、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观念同命运,和女性人文主义价值的全面实现同命运。我国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同时提出,固然缩短了西方妇女那样漫长的酝酿等待期,但也使女性觉醒后的路格外曲折漫长,使她们常常要承受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早期女作家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的作品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迷惘、徘徊、悲凉之气,便源于这种女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古国沉闷落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鲁迅作为反封建思想斗士也是妇女解放的坚定的倡导者,但他很快就清醒地觉察到了女性解放前程的暧昧不明,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样”的问题并且不得不让勇敢的子君孤独悲凉地死去[22]。

“女性”作为文学描写和表现的形象始自文学的起源。人类通过文学这种言说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形态和生存处境再现和保留下来。在这个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世界里,正是他/她们的互动和参与,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成就和辉煌,也创造了人类自身。按理说,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成就和辉煌,也应该由两性共同分享。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只见到男性的身影,听到男性的声音,女性被隐藏在男性的身后,无声无息。男性化文明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人类在认识自我时的单一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狭隘和偏见。因而,尽管女性人生作为人类生命形式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学的重要内容,例如在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最有生活气息的“风”部分,共收十五国风,计160篇,据前人的考证和研究,其中关于女性问题的就占85篇。但是,在文学中,女性却没能与男性一起共同分享其创造世界的乐趣和荣耀,她的世界已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范围之内[23]。

没有谁能说清楚作为人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觉醒的意识到了自己人之为人的女性可以说出我不是什么(不是男人的奴隶、附庸、玩偶……)却难以从正面说出自己究竟是什么。

女性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地位是否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诗歌中具有怎样的形象特征?这样的形象特征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女性地位的这一“解放”是否真正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关系?如果女性真的获得了“解放”,何以在妇女已经被“解放”了30年的80年代,“性别问题”突然又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80年代中期兴起的“女性诗歌”创作热潮就是它的一个反映。

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写作的变化,在经历长期社会和文学中女性被“无性化”和“男性化”的噩梦之后,在女性的文学和身份革命被长期“淘洗”和延宕之后,女性诗歌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狂躁的性别风暴和权力话语突起,近年来的女性诗歌写作在语言、意识、记忆、经验上,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视阈和姿态更为宽广的美学趋向。

一般说来,女性形象更集中地表现是在歌咏爱情和婚姻的诗作中,这也是传统的女性生活题材。由于爱情、婚姻是连接男女两性最直接的桥梁,因而在一个时代的爱情、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所处的地位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的性别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该是我们检查并审视两性关系时最值得讨论的部分[24]。

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就是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它涉及到更为广泛的诗人对语言、生命、灵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述。正是在对诗歌与历史、诗歌与语言、诗歌与文化、诗歌与社会、诗歌与生命、诗歌与权力的多重分析中呈现了女性诗歌独特的状貌和历史症候。

女性的心理不仅要承受来自客观世界的风霜雨雪,还得更多地承受来自男性世界的困惑和隔膜。面对世界的多重压榨,女性意识中的苦难体验和不安全感弥漫开来。这种苦难和不安来源于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困惑和对未来前程的莫测,它渗透于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对女性意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男性主义的历史中,女性本身并无历史,她们仅有的历史也是被男性界定的历史,历史是一副男人面孔男人心思男人意志,在如此“男性化”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几乎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包括文学创作),没有坚实的生活作基础,她们的历史也相对悬空。由于女性对生活体验的相对缺乏,女性诗歌中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女性自身所熟悉的情感体验,甚而至于过分关照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和自身的命运。她们借用适合自我表达的“自白话语”,并将审视的目光转向女性的内心世界,从女性心理世界的探寻和思考中,生发女性本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渴望获得女性的自尊;渴望女性能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渴望女性也能与男性一样在人生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25]。当然,由于女性意识的特别和女性经验的独到,使得女性诗歌的写作有了女性独特风格的同时,也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

 

三.结语

 

从“五四”女作家对人生的意义和“何处是归程”的探寻开始直到80、90年代的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和女性小说,女性自我认识自我价值的探寻,如思想的活水流贯其中。这便是日渐清晰的“女性:人——女人——个人”。也就是说,我国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人(和男人一样的)——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这也恰恰是我国女性文学的一条基本的贯穿性的内在理路[26]。

女性诗人的生命意识,无疑是基于自身的性别体验和女性意识觉醒基础上的。我以为,她们是一些不囿于自身生存现状的人,并且找到了“最适当的语言与形式”,显示了“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由此寻找到了“黑夜深处那唯一的冷静的光明”。“黑夜”作为她们共同面对的个体生命的象喻,不仅标志着她们已回到了自身,而且也表现了对既存文化秩序的男性话语世界的反叛,由此开辟了一片崭新的诗歌话语世界。

 

 

 

参考文献:

[1] 陈光炜:《女性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分析》,载《上海文学》1989(12)

[2]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载《诗刊》,1985(11).

[3] 陈光炜:《女性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分析》,载《上海文学》1989(12)

[4] 陈光炜:《女性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分析》,载《上海文学》1989(12)

[5] 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6] 谢冕.  诗探索(理论卷)[J].  当代诗人诗歌评论.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1)

[7] 吴思敬.  诗探索(理论卷)[J].  当代诗人诗歌评论.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3)

[8] 孙文波.  语言:形式的命名[M].  诗歌理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

[9] 敬文东.  诗探索(理论卷)[J].  当代诗人诗歌评论.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

[10] 西川.  诗探索(理论卷)[J].  当代诗人诗歌评论.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1)

[11] 蓝蓝.  诗探索(理论卷)[J].  她们:超越性别的写作.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3)

[12]吴思敬. 诗刊[J]. 80年代女诗人现象.北京:中国作家协会,1992,(5)

[13]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载《诗刊》,1986(6)。这是一篇最早使用“女性诗歌”概念的文章。

[14] 程光炜.  中国当代诗歌史[M].  诗歌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15] 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载《诗刊》,1988(10).

[16] 金汉 总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  文学理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9)

[17] 程光炜. 中国当代诗歌史[M]. 诗歌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18]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大学教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9)

[19] 王庆生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大学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

[20] 程光炜. 中国当代诗歌史[M]. 诗歌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21] 程光炜. 中国当代诗歌史[M]. 诗歌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

[22] 王庆生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大学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

[23] 唐金海、陈子善、张晓云:新文学里程碑[M]. 文学理论,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8)

[24] 万夏、潇潇.  后朦胧诗全集[C],上卷,277页,诗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25]《诗探索》1995(1),“女诗人自白”一栏,翟永明、唐亚平和海男谈创作的文章。

[26] 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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