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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诗歌的独立品格是诗人的天职:唯以求真

写诗是一项灵魂深处寂寞的事业,深居简出是我的理想:人淡如菊 情浓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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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  

2010-06-25 14:08:22|  分类: 梦笛拾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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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当代文坛上,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人,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

    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

    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书生有时难免有所谓书生气。书生气,是一种不识时务、不会做人、不善处世、不懂分寸、缺乏现实感的表现,是与本文所说的聪明水火不容的。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他们过人的聪明,早使得他们把注定在任何时代都不合时宜的书生气洗得干干净净。

    他们过人的聪明,甚至使得他们从来就不曾沾染上书生气这种“恶习”。有诗云:“儒冠多误身。”其实,儒冠本身并不误身,误身的是书生气。不独在今世,只要有浓郁的书生气,在任何时代都必定处处碰壁。不独在今世,只要没有书生气,儒冠便非但不会连累,反而必定能帮助人活得好,活得如鱼得水,活得有名、有利、有地位。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深通世故的鲁迅,却专爱与当时的社会捣乱,十分不惮于与人结怨,并且说什么:“我所憎恶的太多,理应得到憎恶。”鲁迅固然也反对赤膊上阵而提倡“壕堑战”,但鲁迅是从“战法”而不是从“活法”上说这番话的。主张“壕堑战”,前提是要战斗,是为了更好地战斗,而不是仅仅为了活着,不是仅仅为了保全自身。

 

    而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些极聪明的人,则是深通世故而又极为世故的。当然,他们有时也战斗,但却是在绝对不会危害自身的情况下战斗,是在稳操胜券的把握下战斗。他们也运用“壕堑战”,但那前提,是要安全,是要保全自身,在这种前提下,他们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则藏。不妨放上几枪时,便瞅准某个合适的目标打上几枪;不能射击时,便不但不射,反而把枪也深藏起来,作出一副良民样,现出一派顺民相。

    中国作家、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生存之术。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极为早熟的,便是这种形而下的做人之道,这种技术性的生存智慧。这种做人之道,这种生存智慧,代代相传,一直到当代,仍在一些作家、文人身上有极为出色的体现。

     中国文化是很世俗、很务实的文化,是充满了现实感的文化。而这种世俗性、务实性,这种现实感,也在当代那些作家、文人的聪明上,在他们精巧的做人之道、惊人的生存智慧中表现出来。

    中国哲学主要体现为伦理学,而中国是一个将政治伦理化的社会,且中国文人自古也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中国文人的做人之道、生存智慧,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其实,即便在当代,中国的文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

 

    几年前,读到过一篇关于某个如今颇有名望的文人的文章,这位文人如今已过古稀之年,近十年来,他的散文随笔令众多读者喜爱,当有人问他是否被打成过“右派”时,他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语气里有明显的得意,也有明显的对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

    这句话,这语气,真让人想到《庄子》里多次出现的对那些不懂得重生,不知道保全自身、为了某种信念某种道义而致祸者的讥嘲。

    在这位如今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真是大傻瓜,他们太不懂得做人之道了,太缺少生存智慧了,太不知道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质言之,太不聪明了。(我在这里不指出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只是因为我已记不清那篇关于他的原文,手头也找不到,而并非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否则我也过于聪明了。) 

    当中国作家、中国文人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

    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只能说是一种滑头哲学,都往往忽略了人的意志和品格。当面临严酷的现实时,当遇到强大挑战时,不屈服,不妥协,高扬自身的意志去与现实抗争,在对现实的超越中实现自我的精神超越——这是一种极愚蠢极不明智的做法。而聪明的做法,是要识时务,要现实些。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要用一种务实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利害,寻找到一条远祸全身、趋利避害的现实途径。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他说:“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识时务,很聪明。

   “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这句话里所显露出来的聪明,确乎是渊源有自的。

    有些老一代作家、文人,还视这种传统的聪明为至宝,想要传授给青年人。

 

    在 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并举例说明:“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即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作出一定的牺牲呢!”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

    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书生吕荧”是太书生气了,那样的说真话,是过于不识时务了,过于缺乏现实感了,过于不聪明了。

    而把“说真话”改成“不说假话”,其实不过是一次极聪明的心理自我调节,一次极聪明的自欺欺人。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例如,在批判和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时,沉默,也就意味着默认,意味着赞同,在这种场合,不说真话,就意味着说了假话,意味着亵渎了某种神圣的原则、道义,意味着认可、助长了邪恶。

    80年代,巴金先生主张知识分子都应该与全民共忏悔,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萧乾先生的逻辑是:吕荧这样的书生因为说了句真话便付出了身家性命,可见真话往往说不得。可以对此来一番逆向思维: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像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像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形又会怎样呢? 其实,吕荧这样的书生之所以显得那样缺乏现实感,那样不识时务,那样不聪明,只是因为其他人,其他的书生,都太有现实感、太识时务、太聪明之故。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

    “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 ( 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

   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地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一次,与几位友人在一起聊天,谈到王蒙对王朔的赞赏,友人说,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其实可以看成是对自身的肯定,王蒙与王朔之间,其实有着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相通之处。我觉得,这种看法确乎有道理。王蒙当然是极聪明的人。上文所引的王蒙说王朔的那段话,移到王蒙身上,也几乎是合适的。

   《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那体现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聪明,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是愚笨人的事业,是需要有点书生气的。

    眼下,人们正在热衷于谈论人文精神的重建。而中国作家超人的聪明,则是与人文精神形同冰炭的。那种技术性的生存策略,那种过于发达的现实感和务实精神,那种形而下的“术”,都绝对是排斥、阻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

 

    什么是人文精神,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当中国文人自鸣得意地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时,当中国文人以吕荧为例告诫青年们真话不能说时,当中国文人激赏王朔式的高智商、王朔式的油滑调侃时,当中国文人都显得那样乖巧、那样聪明时,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终让人觉得是件极虚无缥缈的事。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18b00100d4w1.html) -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_朱洪巍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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